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軍訓教育的重構
--一個「立體安全」的思考架構
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王崑義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客座教授
摘要
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特質，呈現的是一種複雜性與多樣化交錯的樣貌，表面上美蘇兩極體系的瓦解應該是一個和平的開始，但在冷戰時期被壓抑的國際問題，卻因環境的改變，而一一浮現出來。這就使得冷戰雖然結束，但歷史並沒有如福山的預言而告終結。因此，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變成是這一時期各國所急於追求的目標。
當然，後冷戰時期國際間的衝突性，不只是來自國家間利益的追逐，它也源自於國家認同這類價值性的認知不同所衍生出來，所以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觀，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界所最感興趣的研究取向之一。
本文試圖從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發展進行討論，並藉由國際批判理論的觀點，建立一項「立體安全」的新安全觀，以找尋一條可以重構軍訓教育的途徑。當然，「立體安全」的架構是本文建構的核心議題，它包含著社會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三種安全概念的內涵。本文認為從這個架構出發，新的軍訓教育不只可以擴大知識視野，也可以擺脫過去停留在純軍事教育的範疇。
關鍵字：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軍訓教育、立體安全
壹、前言
我們生活在一個轉型的時代！
如果說一九九一年美國率領多國聯軍發動「沙漠風暴」（Desert storm）的行動，到同年八月份前蘇聯發生政變，進而導致蘇聯共產集團的解體為冷戰的終結，世局進入後冷戰(post-cold-war)時代也已經滿十年了。過去冷戰所帶來美、蘇兩極體系意識型態的對抗、兩德的分裂與東歐非自由化狀態的國際形勢，早已塵封歷史。然而冷戰的結束，世局並沒有邁向一個真正和平的環境發展，僅有的也許就像西方學者所認為的：「冷戰不僅是歷史的最近階段，也是構成未來的基礎，同時，冷戰的結束是未來情勢的踏腳石」【註一】。
因此，「後冷戰」概念的被使用，應該是指八○年代後期以來的一個新的、未被「正式命名」的歷史時代，它是由冷戰時代所構成的基礎，而這個新時代的特質，「應被視為是一段時期內各國社會內部變革進程加快、觀念更新、新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國際力量對比失衡、跨國經濟合作加強、跨國人口大量流動等等歷史變化的結果」。【註二】針對這些國際情勢的變化，各國間所面對的問題，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 Gorbachev)在接受「新見識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的訪談時就表示，在後冷戰時代，「國家認同」是最尖銳的問題，而這種問題盤根錯結，十分棘手；另外，經濟的全球化也是重要課題，而冷戰終結的目的是在於建構一套新的國際關係規則，以處理全球問題【註三】。是故，冷戰結束的意義並非是世界和平的開始，而是人類面臨更多複雜的課題，必須要靠全體國家的共同努力來加以解決。
除了這許多複雜的全球課題有待解決之外，冷戰後各國在處理國際安全的問題時，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也把它連結到內在的穩定性進行思考，觀念上於是出現一種「立體安全」的概念，也就是「不僅把安全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大到非軍事領域（如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態安全等），而且更進一步認為，國家安全不只是一種對外的、單純的防禦體系，還應當包含受保護的主體自身的自由健康發展，以及內部各種利益團體的良性互動，如政治開明與民主程度、民族融合與團結程度、社會安定與穩定程度、經濟發展與開放程度等各種健康指數」。【註四】這就是說，維護國家安全不只是單純的依靠軍事工具，它還需要考量國際環境與內在環境的互動性，並且還需依靠內部是否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政治與社會基礎。
在這樣一個安全概念的建構之下，作為一個「國家安全」施為主體的軍訓教育，勢必也須有一個新的面貌呈現，而不應只是停留在軍事教育的範疇。尤其是當前台灣所面對的外在環境比其他的國家更為複雜，如何讓讓軍訓教育除了作為推廣「全民國防」、「全民防衛」觀念的主體之外，也從軍事領域擴充到政治、經濟、社會的「全民化」教育，進而建構一個全民在平時與戰時均可納入施為範疇的客體，將是一個無可替代的責任。
本文的架構即是試圖從冷戰後國際環境變化的分析，進而探討軍訓教育的建構基礎。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將檢討冷戰結束的意義，以及由此衍生的許多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並藉由國際批判理論的觀點，從中建立起本文所要建構的新軍訓教育的體系，這是一種嘗試，也是一種努力的方向。
貳、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發展及其趨勢
從後冷戰時期以來國際情勢的演變，在受到科技、經濟互賴與全球化趨勢形成，已經呈現出複雜、詭譎的情景。然而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九○年兩德的統一及九一年前蘇聯的解體，象徵冷戰及兩極對抗體系的消失，使得過去國際現實主義 (realism) 所建構的強權對抗世局的國際體系也受到嚴重的挑戰。
美國學者赫曼（Wilfried Herrmann）就從兩個趨勢的發展來評估這種挑戰：一方面，冷戰期間興起的政治及經濟區域化的趨勢，正逐漸升溫中，此乃因類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整合工程，已從經濟與貨幣聯盟，走向內政與外交的共同政策關係【註五】，而在亞太區域的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Nations, ASEAN)也組成一個在政治、經濟及安全方面的重要權力機制；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目標的受到重視，以及政治領域的議題受到約束的原因，使得政治思維也朝向「非軍事化」的方向發展，並將重點放在更強大的經濟體系的建立【註六】。基本上，這種趨勢的發展正如同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判斷的基本假設相同，也就是「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不同於戰爭與革命時期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徵是和平與發展」。【註七】
另外，日本學者豬口孝從辯證法的角度分析當前的國際秩序也有相同的結論，基本上，他區分冷戰後國際秩序有三個領域：國際安全、世界經濟與國內統治。他又以三種隱喻：「冷戰的終結」、「地理的終結」與「歷史的終結」來勾勒出一個辯證法的框架【註八】。這三種隱喻的特質主要為：（1）「冷戰的終結」；表示美國取得短期軍事第一的優勢，以及支持這一優勢的美國經濟和技術上的中、長期衰落的關注。（2）「地理的終結」；表示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和以保護主義和地區主義形成對抗前述潮流力量所造成的強烈和不利的影響。（3）「歷史的終結」；代表經濟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及由此推導對社會不穩定的焦慮。【註九】
事實上，就「冷戰的終結」的角度而言，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一書中就強調：冷戰後必須重新思考美國所面對的風險，這些風險可分為「A級」對美國生存構成威脅，如前蘇聯；「B級」對美國利益構成立即威脅，但未威脅其生存或生活方式；「C級」：指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利益。【註一○】當前的國際情勢對美國而言並無風險A，但存在B、C級，所以裴利認為：「美國應該繼續保持這種優勢的軍事力量，以維持並且擴充預防性防禦計劃，用以防止區域衝突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主要內涵」。【註一一】
裴利這種「預防性防禦」的概念在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戰爭中被充分的使用，同時也對國際安全局勢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學者王逸舟就認為它所帶來的影響有：（1）聯合國地位與安理會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法理權力遭到踐踏；（2）美國與西方國家逐步推動「北約全球化」；（3）新的全球軍備競賽的可能性；（4）由於全球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性，給予一些霸權國家干預的機會； （5）西方價值觀持續衝擊與改變國際關係準則，「世界新秩序」的奠立更加朝向歐美方向傾斜。【註一二】
就「地理的終結」角度而言，冷戰後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和貿易全球化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三個主要內涵。具體而言，是指各國間在經濟上越來越走向相互依存的趨勢：如商品、資本、技術與服務等經濟活動，逐漸跨越國界的大量流動現象。【註一三】這如同未來趨勢研究者奈斯比（John Naisbitt）所強調的：全球趨勢一方面是政治獨立自治；另一方面是經濟聯盟結合【註一四】，亦即世界經濟的變革正走向：（1）生產力發展方面的世界「信息化」和「網路化」與「知識化」；及（２）經濟關係方面的世界經濟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化」。【註一五】從上述的經濟整合成為世局發展的主流，使得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跟著提高，也帶來國際經濟的激烈競爭，亦即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同時並存，而且已經促成了美洲、亞太和歐洲三大經濟區域集團的出現。【註一六】
最後就「歷史的終結」的角度而言，豬口笑的看法是指這是一種「經濟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對社會不穩定的焦慮。」基本上，豬口笑是借用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概念來闡述資本主義民主的勝利。原本福山是認為，做為一個統治體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統性，一個值得注意的共識已逐漸在全世界出現，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克服世襲君主制、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這類敵對的意識型態，同時，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這就構成了「歷史的終結」。【註一七】
這就如同Raphael所認為的，「自由」（freedom）不僅指「選擇自由」或「意志自由」，而是執行吾人已選擇了的事物的自由，此種自由才是社會、政治討論中所指涉的自由。【註一八】另外海耶克(F.A. Hayek 1889~1992)也強調：就人類理想的社會生活來說，自由誠為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但唯有尊重人性的尊嚴，所締造的社會福祉才有真實意義，因此，在自由社會的基礎上，將使個人在受到尊重的自主情況下，有比較平等的條件去追求人生理想的實現。【註一九】
只是，各國在透過政治民主化以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卻造成一些國家內部的不穩定，例如前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與重建的透明化(Glasnost)政策，這項行動雖予前蘇聯新的改革面貌，但終因政、經積弊甚重，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以後，終致走向解體的命運。【註二○】
同時，民主化也將種族、語言和宗教問題帶到衝突的引爆點，這是因為國家放鬆了控制力，國內以往潛伏的社會問題或內部程序問題自然會浮現檯面。即以前南斯拉夫為例，在前蘇聯解體後，削弱對其控制力，同時歐洲聯盟在經濟上不斷進行吸納，促使前南斯拉夫共和國也跟著解體，然而因種族、語言與宗教的紛爭，民主化反而為九○年代的巴爾幹半島帶來烽煙不斷的景象。
由上面各種問題的呈現，後冷戰時代以來國際情勢演變，可以再以日本學者星野昭吉所歸納的七個特徵來進行思考：（1）政治空間的全球化，以及主體間聯結關係的深化；（2）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聯結現象日趨擴大；（3）世界發達國家形成的中心與第三世界各國形成的周邊之間，權力與價值形成一種非對稱的關係結構；（4）軍事手段履行價值分配的能力下降；（5）全球衝突問題日趨多元化呈現；（6）在人類意識、主體間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形成的基礎上，形成某些局部合作的機制(Regime)；（7）國際政治中，「相互依存遊戲」與「支配─從屬遊戲」的重要性日增。【註二一】
在這些特徵中，本文也歸納出三項範疇來加以思考：第一個思考範疇是，冷戰終結以後，後冷戰時期是否也趨向終結的問題，其中冷戰終結如果是代表一個兩極對峙體系的瓦解，而後冷戰如果也有個終結，在新世紀開啟的同時，是否代表一個多極體系紛亂的時代也該結束。當然兩者之間可以舉出的不同之處，就把它區分為前者是大國間的和解，而後者則是小國間的和解。以「和解」的概念來界定一個時代的終結，它可以連結上國際關係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讓存在人類社會的戰爭與和平的爭論，暫時劃下一個句點。【註二二】
第二個思考範疇是，後冷戰時期在政治、安全的面向上，它所呈現的是一個「新國際主義」與「邊緣化衝突」的兩種對立的特質。前者是由陳水扁所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新興國際社群所發展出來的獨特意識，正挑戰傳統以政治、軍事做為國際關係主軸的現實主義思維，因此主張採取廣泛的參與國際社會對話，以厚實國際友誼的務實策略。」【註二三】相對的，冷戰後邊緣化國家內部族群衝突不斷，造成大國間在處理國際和平的問題時，仍未跳出軍事安全的思維，所謂「新國際主義」的概念，如果放在後冷戰時期來思考，那是否將與「邊緣化衝突」形成另一種悖論的關係。
第三個思考範疇是，後冷戰時期的另一種國際特質是呈現全球化與本土化交互衝擊的圖像。在經濟領域的全球化拓展過程中，理念上每個國家均很難再維持舊有的主權觀，地理疆界也被跨越時空的全球化運動給壓縮，「國際公民社會」將取代舊有的「國家社會」的結構，使得「世界公民」變成是全球共同的身份認同標誌。只是，相對於全球化概念的本土化運動，卻又把人民留在土地與家的認同意識中，讓全球化變成僅是一個超時空的概念，更是西方經濟強權的另一種意識型態。這個結果造成全球體系又呈現新的「核心與邊陲」的二元關係，兩者之間可能取代冷戰時期兩極對立體系的位階，變成是取代民主與共產主義兩種意識型態的新的對抗形勢，而這種國際情勢的演變，卻是值得再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來加以探討。
參、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論辯
探討後冷戰時期相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對爾後國際關係的走向有其理論研究的價值。一般而言，研究國際關係會牽涉到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的分辨問題，根據郝思迪（K.J. Holsti）的看法，如果研究的主題在於分析一國面對內、外環境時所採取行動的過程，可稱之為外交政策的觀點，若是把某國所採取的行動，視為對他國的反應且只是各種行動類型中的一種，便被視之為國際政治或多國互動過程的研究；而國際關係指涉的是：在不同國家社會的人民間，所進行的各種形式的互動（包括政府或非政府）─亦即包括外交政策及國家間政治過程的分析。【註二四】
但也有從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角度分辨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如林碧炤認為前者除了研究範圍比較廣泛外，對於國際情勢的解釋及人類管理國際秩序的能力採取較為理想和樂觀的看法；後者研究的範圍比較有限，對人類歷史及世局變化採取比較現實和悲觀的想法。【註二五】
從上述分辨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範圍的討論，相關的「國際社會」與「國際秩序」的概念就成為研究者所關注的另一課題。首先，「國際社會」到底是「無政府狀態」或是「有秩序狀態」一直是國際關係學者爭論的焦點。蔡政文就整理當代學者對國際關係的看法雖然並非相同，但對國際社會的本質卻有一致的認知：（1）國際社會是由一些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所構成，同時國際關係僅是其相互間的關係；（2）持自然狀態的當代學者，均認為由主權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是一個無組織、缺少結構化的社會；（3）因為國際社會缺少合法暴力壟斷者，各主權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維護可訴諸力量，包括武力的使用，所以，國際關係就是一種力量或權力政治的現象。【註二六】
持這種看法的學者以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摩根索（H.J. Morgenthau）為代表，一九四七年他出版了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開啟了現實主義學派的發展，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索提出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個原則：（1）政治現實主義相信政治現象是受制於客觀的定律，這個定律是根源於人性；（2）利益的觀念被視為現實主義研究國際政治的指標；（3）現實主義的基本觀念─利益（被定義為權力）（4）賦予一項永久固定的意義；（5）政治現實主義了解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6）政治現實主義不承認任何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7）和其他學派思想間的差異，是真實且深遠的。【註二七】所以，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及權力(power)的爭奪成為現實主義學派論述的主軸，而透過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來穩定國際局勢與尋求國際安全，此種「權力平衡」根據摩根索的看法有四種意義：（1）一項外交政策，目的在尋求某一特定的國際情況；（2）意指實際的國際情況；（3）指一種近乎相等的權力分配；（4）任何一種權力分配的情況。【註二八】
另外，現實主義者都假設：不穩定性乃國際秩序普遍恆久的特色，國際秩序永遠具有無政府性格才產生，所以福山據此認為現實主義如果是國際政治的診斷書，也是國家如何推行對外政策的處方，就要具備如下的規則：（1）國際不安定的問題，最後須經由維持反潛在敵人的均勢才得以解決；（2）友邦和敵國必須以國力做為選擇的基準，而非以對手國的意識型態或體制內性格為基準；（3）推測外國威脅時，應該考慮到對方的軍事能力，而非對方的意圖；（4）外交政策必須排除道德主義的考量。【註二九】
另外一種思考，則認為國際社會是一種有秩序狀態的理論，是對「自然狀態」論的反應，這些學者強調國際社會的「合」，而非「分」的一面，主張國際社會已結構化成為一個體系(system)，並形成一個國際社區(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註三○】；另外，一些政治、社會學者也提出反對「自然狀態」論的「現實主義」派的論點，尤其在一九七○年代，這些學者被稱為「多元主義」論者(pluralists)或「全球主義」論者(globalists)。【註三一】他們主要是批評現實主義學者過度強調「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角色，而忽略現存的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或國際間政府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功能。
針對於此，新現實主義的大師沃爾茲(Kenneth N. Waltz)仍然認為，國際政治的結構是處於無政府的狀態，各國根據其權力的大小來確定各自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位置和處事方式。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對外交往的立足點是安全最大化。國家間的合作，由於會造成相對收益上的差距而難以實現，因此國際秩序的建立與維持主要是取決於大國，特別是只有兩個大國時，所實現的權力平衡。【註三二】由於沃爾茲對於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做了重大的修正，用結構主義的現實主義這一新的架構，超越現實主義，於是開啟新現實主義研究的時代。
在國際關係邁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時代的研究，其主要的共通點如下：（1）新現實主義者認為社會學的探討可以說明人的行為，進而提供研究者思考為何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衝突與和平相處的行為；（2）強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聯結性不可分隔；（3）認為不可過份強調階段性的權力爭鬥，而卻忽略了整個國際體系的改變。【註三三】也因此，在新現實主義的思考中，安全事務的研究一直是他們所著重的課題，尤其是在無政府狀態下，他們更要求國家應關注相對的權力、安全與生存的問題。
在現實主義學派邁向新現實主義的過程中，理想主義學派的理論也走向新的典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除了包容60年代以來不同於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或理論─例如區域整合、國際組織、相互依賴，它亦反對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成為國際關係的唯一行為者，而認為尚有其他行為者來維持國際秩序；另外，對於國家利益的看法，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利益結合為國家利益，如此才能保障社會的最大利益，國家也不以追求權力為唯一目標，如何建立國際社會間的若干行為準則或共同價值標準，就是此種新自由主義的著眼點。【註三四】
上述討論到有關國際社會的本質─「無政府狀態」或是「有秩序狀態」，來探究現實主義vs.理想主義，或新現實主義vs.新自由主義的論辯之外，基本上都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維持現狀取向，因為如果國際秩序是：國際體系中決定價值分配的主體間的相互作用是受一定的規則、制度機構的規定，而所謂國際體系的變動，就是此種國際秩序或秩序結構的變動及其重建。【註三五】基本上都是以維持現存國際秩序，以求得全球政經平衡發展為目的，而去忽略掉「國際秩序」的形成、發展及其目的等，是否有不合理之處？此即為「變革取向」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思維。
尤其是從七○年代起，全球「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情勢日益高漲，任何一個國家在其社會整合、經濟發展及安全保障的功能明顯下降之時，國家本身也發生變化，而且，國家層次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動與多元性的社會性變動，都已成為國際社會秩序不穩定的主要來源，亦即全球化的過程是與其他方面的社會過程相互聯結，在國家層次上的政治活動，都會因為這種過程與競爭的結果而產生巨大的變化。【註三六】
此外，當前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都是以西方、大國中心理論來對國際社會與國際秩序進行批判，而缺乏以非西方、非大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變革為導向的國際關係理論，這就為國際關係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留下一個論述的空間。批判理論者不僅批評當代資本主義和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提出了社會發展的「第三種選擇」。【註三七】
批判理論起源於一九二三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成立了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及其成員的理論作品，其中以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思想體系尤其受到重視。【註三八】批判理論成為研究國際的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切入途徑，主要是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尤其是經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詮釋的批判理論，在「國際事務方面陸續建立了一些新的『登陸點』，對傳統的、權力政治學主導的國際關係思想構成了新的挑戰」。【註三九】
這之中又以寇克斯（Robert W. Cox）把批判理論運用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為最重要的學者。一九八六年在Keohane編寫的一本書“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中收錄了Cox的一篇專論：“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首先提出「知識從來服務於特定的目標」的觀點，同時，針對理論的構成要素，認為應是能對國際關係現實正確的描述、恰當的說明、準確的預測、理想的規範等，Cox則認為可根據理論發揮的作用及理論的目的，區分國際關係理論為兩大形態：「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兩種。【註四○】這種分法，表明理論不具有中立，抽象的內容，富藏理論建構者和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價值觀、意識型態和文化背景，也就是理論經常是為了某人或某種目的而存在。
一般，「問題解決理論」著眼於承認現存支配秩序的力量所建構的世界─包括社會、權力關係與其相關機制，問題解決理論的目的在於使得上述這種「情勢」(relationships)及機制(institutions)能夠平穩發展，並能有效解決特定的麻煩問題；反之，批判理論則是處在優勢的世界秩序之外，探究此種秩序如何形成，亦即不視現存的機制、社會與權力的關係為想當然耳，而去了解可能改變的過程；另外，批判理論不僅關注形成秩序的各個部分，而亦關注社會、政治複合體的總體秩序，不僅強調過去，更思考歷史變遷中的連續性變化發展。【註四一】
如何才能從批判理論角度出發，去探索國際秩序，就必須先了解國際秩序如何形成，如何變動的問題。其中社會力量(social force)是最主要的概念，Cox認為：個人與集團的行為系統─即歷史結構是特定社會力量形成的關鍵，因為社會力量對個人；集團行為對個人；集團間的相互作用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和制約作用。
通常，「社會力量」是由物質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觀念(ideas)及制度(Institutions)所構成，這些要素在社會結構中相互作用。所謂「物質能力」是指生產和破壞的潛力(pontentials)，在其動態關係上，是以技術、組織能力的形態存在，是自然資源、產業、軍事力量與財富不斷累積的結果；」「觀念」則指二種類別，一種指涉國家組織國民、命令國民，以及國家與外交部門的相互關係之主觀因素；另一種則指適合歷史結構的觀念，指的是各種個人與集團所擁有，關於社會秩序的集體觀念；所謂「制度」是指特定的秩序穩定、永久化的手段；制度並且反映著統治性的權力關係，是物質力量與觀念的特殊結合體，可對現存的物質力量與觀念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註四二】而制度(institutions)在解決社會衝突之中，提供了節制權力使用的制約機制。（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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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物質能力
制 度 （資料來源：Robert W. Cox, op.cit., P.218） |
此外，Cox認為歷史結構可適用於三種領域：（1）生產組織（與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力量相聯繫）；（2）國家形態(Forms of State)（從有關國家、社會的結合體的研究中抽象出來）；（3）世界秩序(World
orders)（規定所有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力量關係的特殊形態）。（如圖二所示），三個領域是相互關聯、影響的，因為生產組織的變化帶來新的社會力量和國家內部的結構變化，而國家結構的全面變化改變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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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 物質 結構 能力 秩序
世界秩序 國家形態 資料來源：Robert W. Cox, op.cit., P.221 |
上圖二中的社會力量不僅存在於國家內部，同時也超越了國界，而世界結構可以由社會力量來加以描繪，就如同敘述國家權力形態一般，世界可說是社會力量的全球結構與國家內部社會力量間自發作用的結果，亦可表示是彼此發揮中介作用的各種社會力量形態。【註四三】社會力量既然可超越國界，就對國際政治產生影響力，包括對外交政策和決策過程，同時，意識型態是社會力量與權力形態相連結的環節。【註四四】
星野昭吉則對Cox的批判理論中有社會力量的內涵再加以闡述，他認為如果把制約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國家、國家機關、國家內部的社會集團及個人之影響力，稱之為力量，如此，社會力量可以包括：（1）從世界範圍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性社會力量；（2）反映維持或反抗的社會力量─政治性社會力量；（3）反映與社會力量相對應的社會關係與政治行動的共同看法，和使這種社會關係穩定、持久的制度，三者以經濟社會力量為中心，又彼此互相影響，所以，三者所構成的一定形態可以視為世界秩序的結構。【註四五】（參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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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力量 經濟性社會力
政治性社會力 理念、制度性社會力 直間 接接 的的 國家形態 世界秩序 資料來源：星野昭吉原著，前揭書，頁160。 |
從圖三中可以印證Cox所強調：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三者是相關聯的，社會力量的變動，不僅引起世界秩序，而且使得國家內部結構的變遷，國家的結構性變動又對世界秩序的結構產生影響，三者間雖然是呈現獨立的領域，卻也是互為關連。下面一節，本文將以此一架構轉化為「立體安全」的結構圖，用來分析我國軍訓在新時代重構的方向。
肆、立體安全架構下台灣軍訓教育的重構
一、台灣軍訓教育的發展及其變革
台灣軍訓教育的發展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從政府播遷來台以後，蔣中正先生鑑於實行文武合一的教育，對於民族興衰有深遠的影響，於是在民國四十年決定在台灣恢復學生軍訓。而由當時的教育部與國防部會頒「台灣自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計畫」，並由國防部選拔軍官幹部18人擔任軍訓教官，當年九月由台灣省8所師範學校先行試辦。民國四十一年四月教育部公佈「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精神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當年九月預備軍官第一期開訓，是為大專畢業生服預備軍官役的開始。
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國反共救國團成立，學生軍訓工作改由救國團負責主管。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全省高中全面實施軍訓，專科以上學校亦於民國四十三年開始實施，學生軍訓的重建從此確定。民國四十九年國家建設逐步步入正軌，為使軍訓教育制度化，乃於七月一日明令學生軍訓宜歸教育部主管，正是納入教育體系，並一直持續至今。
在台灣很長的實施軍訓教育的歷史過程中，教育部軍訓處一直秉持著幾項軍訓教育的目標：【註四六】
1、 振奮民族精神，激勵學生愛國情操。
2、 充實學生軍訓知識，實現文武合一教育。
3、 陶冶學生武德武藝、強種強國。
4、 培養良好生活習慣，陶冶高尚品德。
5、 保持校園安寧，維護學生安全。
雖然這些目標用意良善，但在民國八○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開展，軍訓教育被認為在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據與制度規畫之下，開始遭到國內一些人士的反對，所謂「教官退出校園」的呼聲不斷。於是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於立法院舉行的一場「軍訓教育之存廢」公聽會，拉開了軍訓教育改革的序幕。
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主張廢除軍訓教育者不外乎從教育自由化，以及軍訓教育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的角度切入；而主張維持者，則以軍訓教官的角色和功能、學生軍訓教育是強國強種的教育、文武合一教育的功能著眼，並有強調教官輔導的角色與安定校園的功能為論據。【註四七】很少有從世局的發展與強化國家安全的功能論述，顯有倒果為因之嫌。
於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由當時的大法官會議作成第四五○號解釋文，「---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三款明訂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畫與教學，此一強制性規定，有違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註四八】
隨著大法官會議解釋以後，台灣軍訓教育的發展面臨了一個尷尬的時期。軍訓課被改為選修，後來並以役期的折抵來吸引學生的選修，這種過渡依賴類似獎勵制度的實施，徒然只會增加學生投機取巧的風氣，並無助於學識的增長，更有違「文武合一」的教育內涵。因此，如何把軍訓教育回歸教育體系，以課程的知識內涵吸引學生的選修，將是未來軍訓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
在這樣的目標下，一個立體安全架構所含括的社會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三種觀念，將是建立新軍訓教育的理論體系，以下我們將分項論述，並再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參考架構。
二、社會力量與社會安全的建構
國際關係學者瑪莎．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認為，20世紀末的國際社會生活圍繞三個基本的規範因素來組織：科層組織、市場和人的平等。【註四九】
科層組織的概念是藉由韋伯的觀念而來，在國際層次上，各種國際組織的權力和權威被控制與行使是與國家內部相同，在次國家和地方層次上，它們仍依照科層化來控制與影響團體內的成員。尤其是次國家政府在對外事務中的參與不斷加強，並對一國外交政策的運作帶來複雜的影響。在一國內部，次國家政府日益介入外交決策過程；在外部，次國家政府開展廣泛的國際活動，這使得它們不僅是一國重要的國內行為者，也力圖將其意願和要求投射到國際舞臺，成為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的行為者。【註五○】
而市場作為組織經濟生活的合法方式，同樣在發展壯大，取代了其他更傳統和個人化的經濟組織形勢。尤其是市場被當作交換的主體，已明確的把經濟世界聯繫在一起，它迫使社會結構進行改變，以便於市場的適當運行。同樣的，市場一旦出現，它會成為促進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註五一】
人的平等，早期是指涉個人在政治參與上的平等，然而當代所講求的「機會平等」卻是自由民主國家追求合法性的基礎。國家為了建構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把普遍的規則使用於人群，卻常導致不平等的結果。例如，為了平等，不斷地要求科層組織干預市場。那些實行科層組織的國家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制訂贊助性的行動計畫等，使得市場和科層組織除了與平等要求存在緊張關係外，彼此之間也存在緊張關係。【註五二】
由這三種規範因素的組合，當代國際社會力量亦如Cox所稱的，社會力量既可超越國界，對國際政治產生影響力，包括對外交政策和決策過程，同時，意識型態是社會力量與權力形態相連結的環節。因此，若從這三個面向來觀察，台灣在經歷民主化以後，社會力量的發展已逐漸超越於國家力量之上，迫使國家的行動常會遭到社會力量的抵制作用。例如在兩岸關係的取向上，政府一直堅持採行「戒急用忍」的政策，期待以科層組織的力量防止台灣的資金大舉流入大陸。然而，民間前往大陸投資的舉動卻絡繹不絕，甚至不時「以商逼政」，要求政府放寬「戒急用忍」的政策，儘速實現「三通」、開放對大陸的直接貿易等。這種由市場導向改變政府科層組織，以及追求機會均等的需求，不僅讓政府的政策難以堅持，也使台灣整體的社會結構也需跟著變遷。
可以說，台灣民間社會在市場力量的誘導下，不斷的出現「大舉西進」的熱潮，因此，既使有科層組織以「戒急用忍」的政策進行干擾，但政府的力量仍難抵擋市場力量的召喚。尤其是還有各種社會組織、政黨及次國家的縣市政府的力量以市場為考量相互連結，迫使政府不得不在對大陸的政策上進行讓步。於是，2001年8月所舉行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在中共並未在政治與武力上放鬆對台的統戰之下，仍然達成取消「戒急用忍」政策的共識，甚而在企業赴大陸投資與三通的政策上，也將跟著放寬及調整。【註五三】
事實上，傳統以經濟發展作為民主化推展的核心，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也一直推動著政治結構產生巨變，各種社會團體多元的主張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全球擴展的基礎。因此，當民主化實現政黨輪替的目標之後，由於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原本就不太具有共識的各種社會力量，卻匯聚成一股改變政府政策的最大力量。然而社會力量所著眼的仍是短暫的現實經濟利益，跟長遠的國家利益常是背道而馳，所以建構一項共有的「社會安全」的知識與文化，它不只是國際關係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主張，也是一個差異性社會所可採行的方向。
在建構主義的觀念中，「共識」是指「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與期望，在這個環境中，共識也能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所以社會結構的形成和存在是行為體社會實踐的結果，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也造就了社會結構，而這種互動的過程是社會結構存在的基本條件。」【註五四】
因此，把「社會安全」的建構作為社會共識的基礎，變成台灣在面對差異性社會所需建立的社會力量。而這項基礎以當前台灣的紛亂政局，是需要以身份的建構和經濟領域追求極大化的利益相互連結，才能展現其功效。身份建構是以人與土地為依歸，一方面強化人民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一方面則強化人民對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兩相結合才能對自己所生所長的土地能維持不變的情感。【註五五】這樣的結合，台灣人民雖然隨著資金潮向大陸移動，但在追求經濟極大化的過程中，不至於迷失自我，進而維持關心台灣安全的信念。
除此之外，當前政府安全政策的建構，是以「全民防衛」的概念作為建立社會安全與軍事安全為主體，然而要形成一個「安全的共同體」，仍須搭配「群眾性防衛」概念，才能使人民在具備前述身份與利益的雙重要素下，讓社會變成具有抗拒外來威脅的實質力量。這正如建構主義所稱的「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註五六】「安全共同體」的核心價值，仍然是以滿足社會趨向大陸投資所獲取的利益，以及配合對台灣身份認同為依歸。
「全民防衛」是指國家在平時或戰時，政府與人民為維護國家生存所進行對抗敵人侵略的一切作為。【註五七】它是「全民國防」的核心，也是一種積極性的作為，更是凝聚與展現全體國民的共同意志與意識所構成的一種防衛性行動。而所謂「展現集體意志及行動的一群人民」，它的意義就是能夠追求相同價值與生活目標的一群人，它們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有共同的認同指標，而這些要件所凝聚的共識，便是能夠團結內部，共同捍衛家國的一種實質性的意識，也是「全民國防」與「全民防衛」概念建構的基礎。【註五八】它的具體意義，正如國防部長伍世文所說：「乃在於以憲政建設為基礎，堅定國家認同；以軍事建設為核心，鼓勵全民共同參與；以經濟建設為後盾，厚植國防潛力；以心理建設為動力，凝聚衛國意志，建立綿密、完備的總體防衛國防體系，奠定先勝基礎。」【註五九】
而「群眾性防衛」(civilian-based defense)概念的含義，是指由全體居民和它的組織機構，在經過事先準備、計畫與訓練的基礎上來加以展開。它的目的在於阻止和擊敗外國軍事侵略、佔領與內部篡權的策略。本質上，它是種非暴力的鬥爭方式，也是具有威嚇行動和防衛鬥爭的意義。【註六○】
因此，全民防衛可以把它設定在敵人入侵時，透過軍事動員所展現的暴力性的抵抗；而群眾性防衛可以把它界定為敵人入侵時，由群眾自主性的採行非暴力的鬥爭。由這兩種機制所建構的社會力量的防衛基礎，並以身份認同、利益取向作為導引行為的粘合劑，那麼一個完整的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安全也才有保障。
三、國家型態與國家安全的建構
從冷戰終結以來，「民族國家」的普遍價值觀，並沒有在兩岸間終結，反而在雙方各自堅持絕對主權的觀念下，而有繼續被強化的現象。其中尤以傳統的「絕對主權觀」與「地緣政治」思維，一直主導著兩岸間的國家戰略發展，不但使雙方在政治議題上難有突破性的開展，也使兩岸的信任機制一直陷在「安全困境」的泥淖中。
事實上，主權的概念一直是主導著國家與國際生活的一個核心概念，它不只反應了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權力與共同體之間的發展。也把有關國家利益、國家獨立、國家安全的相關概念聯繫在一起思考；同時它也與力量概念有關連，一般人會把這種力量理解為國家對其公民，或是對其他國家所強加其意志的能力。【註六一】
就兩岸在主權概念的堅持而言，中共所採取的是種「絕對主權觀」，也就是主權是具有不可分割、具有最高性質的意義，這和西方所採取可以分割的「相對主權觀」是有很大的區別之處。【註六二】因此，在中國的認知裡，天下既使處於分的狀態，各方諸侯仍會有一個爭奪正統的觀念，於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主權的歸屬，最終都只是在「一個國家」內進行分合。
反觀西方的「相對主權觀」，它是在各個國家之間，為了合作的目的，大家雖然犧牲部份主權以方便行事，但不失一個國家作為「國家」的主體性，所以歐盟模式、大英國協模式，都是在這個主權的範疇中進行「統合」的動作，要把它完全統一成一個國家，恐怕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尤其是中國並不只是把主權當成僅是一種「正統」的意義，它還被作為是對外進行反殖民、反霸權，對內進行凝聚共識的工具。因此，在中國的觀念裡，主權如果被分割，那麼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就會失去，人民可能就先革了它的命。
在這個前提下，中共不斷的在過去的歷史中，搜尋帝國主義侵略的記憶，以建構自己民族的集體意識，它作為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並非僅是種虛擬的意識，而是根植於過去反帝、反壓迫的民眾的文化與心理的建構。因此，儘管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著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也是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註六三】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在對台灣的主權論述裡，一直強調只要台灣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兩岸間就能夠和平相處；反之就是向中國的主權挑戰，就可能帶來戰爭、帶來災難的原因。
只是不幸的是，如果民族主義滲透在帝國擴張主義的政治中，那麼它也必然建構著帝國的意識型態。畢竟在中國受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記憶中，與台灣本土人士所感受的記憶有所不同，所以中共這種帶有「官方民族主義」色彩的主權建構，從領土角度強制性要求台灣做為中國一部份的主張，不必然帶給台灣在主權上的共享，反而使生存在冷戰夾縫中的台灣人民越來越邊緣化。
於是，台灣的本土人士就認為唯有尋找自己的「民族」記憶，從內在的身份認同到外在的國家認同，才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所呈現的主體性意義，經過這種主體性價值的界定，台灣的本土人士希望一方面脫離中國所界定的身份，一方面也逐漸割離與中華意識上的臍帶，重新找尋自己的生存空間。【註六四】可以說，當中國努力在建構自己的符號系統，切斷與帝國主義的支配關係的同時，台灣也在進行符號的解構，重建自己的想像共同體，以脫離中國「官方民族主義」對台灣主權的解釋。這種由主權的詮釋所造成的雙向背離關係，正是兩岸在後冷戰時期以來不斷造成衝突的底層原因。
再就地緣政治所造成的衝突性來看，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是以「衝突」作為理論的基本前提，把國家當成是一個「空間有機體」，為了適應生存競爭，國家必須採取對外擴張、奪取戰略要地作為「國家生存」的主要手段。因此，冷戰以前地緣政治的目標被當成是擴殖疆土，冷戰時期在於爭奪軍事戰略區域，後冷戰時期以來，它被視作獲得經濟、文化區域的主導權，也是一種更為實際有效的控制權。因此，地緣政治的觀念被中共不只是當作一種戰略，也是一種「新武器」。【註六五】
就因這種地緣政治觀的幽靈，一直主導著兩岸權威機構的思維，使得兩岸間從國家戰略延伸到全球戰略，仍不脫一種「空間戰略」所設定的戰略構圖。於是，中共雖然極力營造周邊和平與發展的環境，卻持續以「一個中國」的框架，企圖把台灣框在它所設定的國際生存空間之中。為了達成是項目的，武力的使用變成是它實現統一的最終選擇手段，這也是兩岸間會持續的以「冷戰思維」，作為解決衝突的根源。
相對於台灣，九○年代以來，從李登輝所信仰的「雁型戰略」，意圖建立一個「南北縱橫」的生存空間，以及民進黨早期所繪出的「海陸中介」以建構「東西橋樑」的戰略版圖，都是以地緣政治作為思考的基礎，由於無法跨越中共也以地緣政治所設定的戰略鴻溝，使得他們的戰略構想，最後均無疾而終。【註六六】同樣的，陳水扁以「統合論」為基礎所欲建構的「全球運籌」中心，以及最近國民黨以「邦聯論」為基礎，所提出的以「台北-上海-東京」作為發展的戰略三角，這些戰略構想，由於仍難突破地緣論的迷障，所以恐怕也無法實質的突破兩岸關係的困境。
因此，在面對主權爭論與地緣戰略上的困局，國家型態的選擇，變成是台灣在思考「國家安全」問題上的重要關鍵。如果台灣所選擇的是接受「一個中國」的主張，那麼兩岸和平共處的機會可能性就比較高；如果台灣所選擇的仍傾向「兩國論」的主張，勢必要強化「國家安全」的建構。
當然，「國家安全」在一般性的意義上，它是指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主權、社會制度、社會準則、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利益不受威脅。因此，國家安全既可包括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也包括科技安全和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內容。【註六七】它的範圍要較社會安全更來得廣闊，所涉及的層面也較社會安全來得複雜。
就傳統意義而言，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其中軍事安全主要是指主權國家如何對付來自外部的戰爭威脅與軍事入侵，以確保國家領土、領空、領海等主權不受外敵侵犯，其主要表現在國際軍事鬥爭方面。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主權國家如何防止來自外部的政治上干預、壓力和顛覆的活動，它主要是表現在國際政治鬥爭方面。而經濟安全則是指主權國家如何保護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利益，防止敵對國家在經濟上的封鎖、制裁和掠奪，其中主要表現在國際經濟鬥爭方面。【註六八】
當然，傳統的安全觀一直是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共同的基本假設，也就是「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最重要角色，無政府體系及國際環境沒有最高政府存在，權力和鬥爭中，國力是獲取、維持並擴大國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註六九】所以，現實主義理論的安全基本結構強調民族國家是安全的主體，國家利益是安全的目標，軍事力量則是安全的手段。在這個前提下，國家、安全與軍事力量最終構成國家安全的框架，而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變成是它的主要內容。
因此，在思考兩岸關係裡，如果主權的爭論無法終結，地緣政治的擴展無法走出相鄰的迷思，台灣唯有重新強化傳統安全觀的架構，也就是把國家安全視作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的共有結構，在政治上採取與中美之間的等距關係，經濟上仍須適度的把大陸市場控制在不會危及到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上，而軍事方面，仍應不斷的充實戰力、更新武器裝備，才能確保台灣在西進熱潮中，不被中國給吞噬。
四、國際秩序與國際安全的建構
當代以來國際關係的發展，出現了一種全球化與後殖民論述的爭論。全球化與後殖民論述其實是兩條看似相同又不太重疊的研究路徑，全球化所關注的是時空的壓縮、地理疆界的模糊與主權觀念的淡化等，它既是一種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也是一種經濟的擴展過程，整個世界經過全球化所構成的綿密網絡，讓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成一個普同聚合的現象。【註七○】這也促使「現代性」（modernity）呈現出一個新的意義，也就是透過新的理性主義的發揮，讓那些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地被大規模的商品消費主義給一一打破，過去那種閉關自守的傳統主義也將無以為存。
相反的，在全球化的擴展過程中，後殖民論述者則把它視為是一種資本主義假借新的概念，進行第二次殖民的運動，因此，全球化在他們的眼裡，其實只是帝國主義的變種，這就使得一些本土主義者、反全球化者與後現代主義者，有一個反對全球化的正當性基礎，他們除了開始尋找一種對國家與家園的認同性，也回頭去發揚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並從身份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改造上，重新建構一個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處所。【註七一】就因這兩種主張是朝著逆向而行，於是全球各地所出現的這兩股思潮就不斷的激盪著當代人的心，也變成是當前世界思潮論辯的主流。
這兩種思潮的辯論，雖然不見得有個結果，但卻已預示一個終結以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架構，將改變未來國際關係的思維。過去那種國內和國際空間、內部和外部空間等傳統分類方法的重要性將日漸減少。國際體系的全球化，也將淡化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間的分界線，維持兩種體系穩定的界線是無用的，也將難以做到。
由於國家與國際間的界線被模糊化，在缺乏一個具有支配能力的權力中心的情況下，國際體系勢必會自相矛盾地經歷著一個權力逐漸分割和社會不斷分散化或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過程，即使採用跨國家的或次國家的行為者來描述一個主權國家的世界，也無法描述出當代政治的多樣性。【註七二】
面對這樣的一個世界，那麼世界秩序的概念必然也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克魯德(Inis L. Clude Jr.)就把它定義為：「共同體間秩序的維持，而不是某個集團獲得的秩序。」【註七三】畢竟，在全球體系中存在的眾多全球性問題，如南北問題、核擴散危機、軍備競賽、民族宗教衝突、踐踏人權行為、環境破壞、貧困飢荒、人口增加、不平等、資源耗竭、惡性發展等，一國不能沒有其他國家合作而單獨地治理和解決這些問題。也就是，全球問題沒有國家間密切的合作，就絕對難以解決。【註七四】
在各種國際問題正困擾著人類的同時，一種新的「國際安全」概念也跟著產生。基本上，國際安全的發展，是呼喚一種新型的具有全球責任的政治體系，這樣的一個政治體系要求人們重視全球不平等、貧窮、環境壓力、人口壓力、少數種族的權力、個人和集體安全的民主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每個國家中，同時是世界範圍內引起大家感興趣的重要問題。也就是，國際安全具有超越國家和一般法定空間的安全價值，它與人類安全具有等同的價值，也是從整體人類的角度出發的全球共同價值。【註七五】
為了呼應國際安全的需求，另一種「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也跟著產生。事實上，原本「治理」的概念，是指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並滿足公眾的需求。其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係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註七六】
當然，這種治理概念興起的原由，是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產生很多在政府或國家不能發揮主導作用，而需採取聯合行動的考量，但因國際社會是一種「沒有政府的治理」的型態，也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所以，考慮國際社會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如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規範、程序和正義、公正等方面，使得「全球治理」就變得更有意義。【註七七】經由這種觀念的改變，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治理的問題，已經成為傳統國家中心治理結構中，最有力的挑戰者。
本質上，「全球治理」是期待建構一個由社會各層面的權威結構組成的，既在國家之內，又高於國家；既通過國家，又不寓於國家界限之內的新體系。由跨越國界的多元行為主體推動的跨國發展進程，要求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新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全球治理」在世界政治中的意義與特徵，就有以下幾點可做思考：【註七八】
第一，全球價值分配的決策過程具有新的結構特徵，它的政治空間在全球範圍內擴大，行為體之間的相互連結進一步加強。在很大程度上，非國家行為體參與了決策過程，並建構起一種複雜的決策體系。新的全球體系中不僅有國家行為體，還有非國家行為體與跨國行為體，它們既追求各自的利益、非國家行為體間的共同利益，也追求包括國家在內的共同利益，由此構成了全球價值分配的關係。
第二，非國家、跨國行為體也可能構成自治的全球市民社會，它不僅影響而且抵制國家間的關係。通過這種跨越國家疆界的自治活動，使得全球政治的形成，將國家中心治理轉變為多邊合作治理，國家將不再充當凌駕於全球體系之上的有限治理，國家中心治理將成為全球治理的一部份。
第三，軍事力量做為全球政治的結構特徵，其決定全球價值分配過程的功能和作用也在下降。國際價值的多元化、價值行為體的多元化、國際與國內價值分配過程之間連結的多樣化，都導致軍事力量作用下降，及其在分配決策過程中能力的喪失。軍事力量只能不完整地保證國家安全價值，相互依存行為體的增加，全球問題的凸顯，以及人類共同體意識的部份形成，越來越降低著軍事力量的作用。
第四，中心與邊陲的非對稱結構力量，將形成全球政治的特質。由於全球治理講求各種國際多元力量的主導作用，因此冷戰時期東、西方做為價值分配主體的中心，將隨著冷戰的結束，改由南北之間非對稱性結構取代。
第五，全球合作模式的產生，以及全球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各種行為體將確立共同的利益，並尋求合作解決危機的意識，這種意識也促成全球共同意識的產生。
可以說，以「全球治理」來建構國際安全的觀念，將成為全球化的擴展中一種新的主流思維，它也符合陳水扁所指涉的「新國際主義」的內涵，尤其是台灣外在環境仍處於美、中戰略競爭的氛圍中，在冷戰終結以後一直無法脫離東西對抗的國際生態。因此，追求「新國際主義」，開展多元外交，「以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身分，加入擁護和平，倡導安全，持續繁榮，維護人權，生態保育，以及重視氣候變遷與人道援助等國際組織。在新國際主義的帶領下，台灣的新角色，將是一個崇尚國際主流價值，積極與國際交往，同時廣泛參與國際各層面事務的國際秩序忠誠維護者，絕非麻煩的製造者。」【註七九】這樣的理念，可以讓台灣的「國際安全」有一個更為正面的意義。
所以，思考台灣的國際安全，如何擺脫東西架構的框限，邁向一種全球治理式的多元化交往模式，才是台灣走出去的最終戰略選擇。
五、一個「立體安全」的軍訓教育建構
從上述「社會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的分析，它們所構成的「立體安全」的架構圖可以如圖四所示。
就「立體安全」的意義而言，它既是種內在的安全建構，也是種外部性質的安全觀念的延伸。一個國家既需要求內部的「健康指數」達到一定的指標，也不能忽視外在環境可能對它所帶來的威脅。因此，尋求一個內外合一的安全建構，是「立體安全」架構的重要任務。本文把「社會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納入整體的立體安全架構進行思考，就是期待軍訓教育能有一個廣大的視野，並確立為一個具有整合性意義的學科。
另從「社會安全」的意義而言，軍訓教育作為社會教育的一環，它不能脫離社會的脈動，以及社會發展的趨向，尤其是台灣自民主化以來，經過政黨輪替之後，社會多元分歧的意識不斷的衝擊著整個社會，因此，軍訓教育也需審時度勢，接納各種多元力量與多元價值，才能改變傳統只是停留在軍事領域的範疇。
當然，從社會安全途徑的思考，可以把它區分出「認同」與「利益」的分野，這是屬於虛擬層面的建構。「認同」是強化學生對人民與土地的信念和情感；「利益」是指從經濟層面分析台灣經濟環境的現實與發展問題，這項建構正如同陳水扁總統所說：「在完成民主制度轉型以後，新中間路線必須繼續推動第二階段轉型，也就是社會與經濟的轉型。」【註八○】軍訓教育能貼近社會的脈動，才不會被社會所淘汰。
【圖四】國際環境下的軍訓教育與立體安全關係架構圖
同樣的，在實質的層面上，軍訓的社會教育必然也要成為推動「全民國防」與「全民防衛」教育的核心，讓學生對這兩項國家政策有所了解，尤其是當前戰爭的型態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已經很難再有前方與後方之分，所有人在戰爭中均隨時面臨戰爭的威脅。因此做好全民防衛教育，讓學生了解戰爭的性質與型態，在戰時就能接受動員的準備。另外，強化群眾性防衛的觀念，也有助於戰時民眾自主性的採取非暴力的抵抗運動，讓敵人無法輕言入侵本土。
在國家的型態方面，台灣在經過民主化實現政黨輪替以後，很明顯的完成民主鞏固，繼續維持民主的生活方式，將是當前最大的國家利益，這不是任何人所可改變的。為了這個利益，必須持續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維護國家利益。
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強化國家安全的觀念，乃是軍訓教育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尤其是當前中共仍不放棄武力犯台的準備，因此，軍事安全教育變成是國家安全的核心，而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卻是台灣追求永續發展的的重要工具，這正如陳水扁總統在他的競選白皮書中所說：「我國的國家目標是，1、明確國家定位；2、穩定兩岸關係；3、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4、穩固經濟發展。」而這四項目標又被政府視作維持台灣安全的四大支柱，也就是說，「國家定位是一切行動的根本；國防力量是國家安全的直接保障；經濟發展是維持政治、社會和民心士氣的穩定；和諧的兩岸關係則是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外部條件。」【註八一】因此，如何落實國家安全的建構，強化政治安全、軍事安全與經濟安全的觀念，是新的軍訓教育所不能放棄的傳統。
同樣的，在國際秩序與國際安全的連結點上，既然國際秩序是由社會力量與國家結構所架構出來的一種狀態，國際安全的本質就脫離不了兩者所建構的安全性質。因此，強化國際安全與兩種安全觀的連結，以做為國際安全的內在因質，確有它的必要性。
尤其是國際社會向來被視為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使得各種力量團體，包括國家都是構成國際秩序的各個行動者，在多重關係的競合之下，本文前述所論述的全球治理，應該是作為建構國際秩序的一種不錯的選擇。更有甚者，台灣作為一個國際間的小國，在中共的強力威脅與進行國際圍堵的狀況下，適度的提倡全球治理的觀念，才有機會重尋國際空間。
因此，從圖四所顯示的軍訓教育的視野，應透過社會力量--社會安全，國家型態--國家安全，國際秩序--國際安全的三條路徑，形成一個完整的立體安全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把它放到國際環境中來看，也是當前整個國際關係領域所呈現的主要討論面向。
伍、結論
從國際關係的領域來探討軍訓教育的重構，本來就是需要有一個廣大的視野，尤其是冷戰後國際事務的複雜性，顯然要超過冷戰兩極對峙的年代。因此在一個轉型的年代，當「後冷戰時期」還無法告一個終結，新的時代也還未出現，要重尋一個新的安全架構，本來就有它的困難性。
本文試圖提出「立體安全」的架構以做為新軍訓教育的安全觀，無非是要放大軍訓教育的視野，充實軍訓教育的知識內涵，期許軍訓教育不會只是讓學生存在著僅是種戰爭與武器概念的組合，而把知識的範疇擴展到他們所攸關的生活世界。
當然，一個「立體安全」的觀念包括有從社會面的社會力量的展現，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社會安全建構。要建構社會安全，就不能忽視建立「安全共同體」的共識，而這個共識可藉由身份與利益的兩種價值來推動，並由此建立全民防衛與群眾性防衛的基礎，這樣就能架構出整個社會安全體系，也是讓社會防衛體系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絡。
除了社會安全系絡的建構之外，國家安全的概念是立體安全的核心，它可以上承社會安全，往下連結國際安全。而國家安全的建構源自於國家型態的呈現，以及國家結構的現實性。由於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於中共，國家型態與大陸呈現不同的屬性，這也是造成衝突無法消弭的原因。在這個前提之下，台灣為了維持自身國家型態的選擇，唯有強化國家安全的建構，才能立足於這個世界上。
同樣的，國際秩序以及它所衍生出來的國際安全，也將影響到國家安全。雖然台灣在中共的外交圍堵下國際空間不大，但做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仍無法自外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所以尋求「全球治理」的觀念，以多元價值參與國際秩序的維持，建立共同的國際安全，卻是不能推卸的責任。
由這三種安全觀所連結出來的立體安全，可以說是一種一體化的安全架構，並沒有孰輕孰重之別，它做為新軍訓教育的基礎工程，當可讓軍訓教育真正成為大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註 解
【註一】Raymond L. Garthoff編，徐鍵譯，「巨變─論美蘇關係與冷戰結束，下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頁437。
【註二】王緝思主編，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36。
【註三】Nathan Gardels主編，林添貴譯，世紀之路：改變中的全球秩序；（台北：立緒文化，1999），頁158~159。
【註四】王逸舟，『主權範疇再思考』；刊於「歐洲」第18卷第6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出版，2000年12月）頁9。
【註五】Jeremy Richardson (ed.,), "European
Union-Power and Policy-making." (London: Rouledge, 1996).
【註六】Wilfried A. Herrmann原著，亞洲的安全挑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頁1~2。
【註七】高金鈿主編，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2），頁17。
【註八】豬口孝，『從辯證法的視角看全球變化』，張蘊嶺主編，「合作還是對抗：冷戰後的中國、美國和日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31。
【註九】豬口孝，「當代日本外交」；（東京，Chikuma Shoho）, 1993，轉引自張蘊嶺主編，前揭書，頁32。
【註一○】William J. Perry, Ashton B. Carter原著，許綬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台北：麥田出版，2000），頁38~39。
【註一一】Wilfried A. Herrmann原著，許綬南譯，前揭書，頁48。
【註一二】王逸舟主編，「單級世界的陰霾─科索沃危機的警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6~11。
【註一三】李勇軍主編，「全球化浪潮─中國經濟安全面臨的挑戰與抉擇」；（四川：西南財經大學，1999），頁6。
【註一四】John Naisbitt原著，顧淑馨譯，「全球弔詭─小而強的年代」；（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4），頁6。
【註一五】參見滕藤，谷源洋主編，「1997~1998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5~18。
【註一六】王緝思主編，「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37。
【註一七】Francias Fukuyama原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1。
【註一八】D.D. Raphael原著，王玉種等譯，「政治學中的論題」；（台北：幼獅出版社，1977），頁105。
【註一九】何信全，『海耶克與現代自由主義』，石元康等合著，「當代政治思潮」；（台北：民主基金會，1992），頁29。
【註二○】參見魏萼主編，變局中的蘇聯─邁向國協之路；（台北：中蘇 經濟發展協會，1992），上、下冊。
【註二一】星野昭吉編著，劉小林、王東理譯，「變動中的世界政治─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沈思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2。
【註二二】王崑義，『新和解時代：新國際主義與全球邊緣化的悖論』，「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發展的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主辦，2000年12月15、16日。）
【註二三】陳水扁，「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1」；（台北：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出版，1999），頁121。
【註二四】K.J. Holsti原著，龔文周、何建台譯，「國際政治解析的架構」；（台北：龍岡出版社，1983），頁19~20。
【註二五】林碧炤，「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頁15。
【註二六】蔡政文，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及其評估（台北：三民書局，1997），頁3~7。
【註二七】H.J. Morgen thau原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6），頁4~15。
【註二八】See: Dirk Berg-Schlosser (eds.,),"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k Wissenscheft"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1985), P.281~282.及Hans J. Morgenthau原著，前揭書，P.237。
【註二九】Francis Fukoyama原著，前揭書，頁320~322。
【註三○】蔡政文，前揭書，頁12。
【註三一】蔡政文，前揭書，頁12。
【註三二】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1997.)
【註三三】林碧炤，前揭書，頁72。
【註三四】關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可參閱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三五】星野昭吉編著，前揭書，頁140。
【註三六】星野昭吉編著，前揭書，頁141。
【註三七】王逸舟著，「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648。
【註三八】有關法蘭克福學派請參閱：Tom Bottomore原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台北：桂冠，1984）。及李英明著，「哈伯馬斯」；（台北：東大圖書，1992）。
【註三九】王逸舟著，前揭書，頁659~660。
【註四○】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7~208.
【註四一】Robert W. Cox, op.cit., p.208.
【註四二】Robert W. Cox, op.cit., pp.218~219.
【註四三】星野昭吉原著，前揭書，頁158。
【註四四】Sofer, Sas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Invisibility of Ideolog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6, No.3 (1987), P.514.
【註四五】星野昭吉原著，前揭書，頁159。
【註四六】http://www.edu.tw/military/main.htm
【註四七】參閱立法院圖書館編印，「大學法」，立法報章資料專輯，第13輯，民國77年1月，第五部份，「軍訓教育」。
【註四八】保程編輯委員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整編」；（台北：保成出版公司，民國87年），頁658。
【註四九】瑪莎．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154。
【註五○】陳志敏，「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頁1。
【註五一】Rober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8-21.
【註五二】瑪莎．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原著，前揭書，頁156-157。
【註五三】聯合晚報，民國90年8月12日，第二版。
【註五四】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98-207.
【註五五】Wong Ming Xian＆Wang Kuen Yi,"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Global Enlargement in 21 Century--The Speculation and Action
between the Globalization vs. Localization."in'Internation Conference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Guangzhou:CAPS＆ISEAS,Zhongshan
University,July 21-22,2001.)
【註五六】Alexander Wendt, op.cit.,P.201.
【註五七】彭堅汶，『國家精神總動員支援全民防衛動員準備之探討』；「全民防衛動員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後備動員管理學校主辦，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合辦，2001、5、23。）
【註五八】王崑義，『知識、戰爭與先制性防禦--中共高技術戰爭發展與台灣「全民防衛」新思維』；「全民國防與全民動員機制」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師部主辦，2001、7、18。）
【註五九】青年日報，民國89年10月16日，第二版。
【註六○】Gene Sharp著，李方譯，「群眾性防衛--一種超軍事的武器系統」；（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6-7。
【註六一】Joseph A. Camillert＆Jim Falk著，李東燕譯，「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13。
【註六二】羅天虹，『國際社會的發展與國家主權』；載於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頁238。
【註六三】B.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頁10-12。
【註六四】翁明賢、王崑義，『主權與人權論述中的兩岸關係--兼論陳水扁的價值傾向』；「海峽兩岸東西文化與經濟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主辦，2000、6、16-17。）
【註六五】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頁1-4。
【註六六】Wong Ming Xian＆Wang Kuen Yi, op.cit。
【註六七】張召忠、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212。
【註六八】同上註，頁213。
【註六九】Daniel N. Nelson,"Security After
Hegemony."(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Vol.22,No.3,1991),P.336.
【註七○】Don Kalb,Marco van der Land, Richard Staring,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Nico Wilterdink, "The Ends of Globalization--Bringing
Society Back In."(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PP.3-5.
【註七一】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55-59。
【註七二】Joseph A.Camilleri＆ Jim Falk著，李東燕譯，同註五八，頁4。
【註七三】Inis L. Clude Jr." States and the Global
System: Politics,Law,and Organization .(London: Macmillan,1988),P.185.
【註七四】星野昭吉著，劉小林、張勝軍譯，「全球政治學--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動、衝突、治理與和平」；（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頁104。
【註七五】星野昭吉著，劉小林、張勝軍譯，同上註，頁145。
【註七六】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5。
【註七七】任曉主編，「國際關係理論新視野」；（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頁84。
【註七八】星野昭吉著，劉小林、張勝軍譯，同註七一，頁285-289。
【註七九】陳水扁，同註二三，頁121。
【註八○】聯合報，民國90年8月25日，第一版。
【註八一】同註二三，頁42。
論文評論人
政治大學軍訓室少將主任 李振杰：
本論文的首要價值在於作者針對安全研究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思考途徑。在理論探討部分，作者循序漸進，由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辯，在論及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理論的出現，頗能充分掌握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脈絡；在理論架構方面，作者引用寇克斯（Robert
W.Cox）的批判理論，將其轉換為「立體安全」思考架構，即社會安全、國家安全、國際安全，並作為本論文的主體架構分析。探討未來軍訓教育的發展方向，的確有其創意；在理論的「詮釋」上，作者在「社會力量與社會安全的建構」、「國家型態與國家安全的建構」兩大部分，以建構主義理論來分析有關安全的概念，並賦予新的詮釋，由值得我們在探討台灣安全問題上深入思考。
個人非常有榮幸的有此機會來擔任本篇論文的評論，除了對作者深厚的國際關係理論背景與學識表示敬意，更感激作者為我們軍訓教育的發展提供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向。在此，僅提供個人思慮不解的幾點意見，就教作者與諸位學這、專家，不成熟的地方，請各位指正。
國際社會到底是「無政府狀態」或是「有秩序狀態」，一直是國際關係學者爭論的焦點。作者在第八頁提及上述討論到有關國際社會的本質「無政府狀態」或是「有秩序狀態」，來探討現實主義VS理想主義或新現實主義VS新自由主義的辯論，基本上都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維持現狀取向」。依目前有關國際關係的論著來看，不論現實主義或是理想主義學者，均接受國際社會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或是「有秩序狀態」，其差異是前者認為只有運用權利才能維持國家的利益，後者則認為國際社會可以形成「生命共同體」(Community)，以追求彼此最大的利益。作者在這裡只引用蔡政文教授的著作來說明「國際社會是一個有秩序的狀態」，其說服力是值得思考的，我們也想請問作者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
作者在第十四頁提及國際關係學這瑪莎費麗莫（Marthu
Finnemore）的三個基本規範因素（科層組織、市場和人的平等），並說明「當代國際社會力量亦如Cox所稱的，包括對外交政策和決策過程，同時意識型態是社會力量和權利型態相連結的環節。」這一段話承先啟後的的敘述很難理解，可否請作者為我闡述期間的關連性。
作者在第十五頁提到建構主義的主張「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並傾向以此來說明前面有關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台灣社會的轉型敘述的正確性。然而，建構主義事實上也強調以不斷的對話來建立所謂的身份，因此無論身份、利益或行為，其間是具有變動性的。並非一成不便，也不是由中央權威單方面的決定，而是由生命共同體成員共同互動的結果。因此此一觀念來思考台灣當前的問題或兩岸關係未來究竟應何去何從，是頗值得探討的。
在全文強調的安全建構中，作者對國家安全的部分，是用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來論證；對國際安全的部分，雖提出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是否能加以說明。
在此，我願依作者的論述，回應軍訓教育的重構的一點建議。基本上，軍訓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強化國家安全而教育。處在此時此地的台灣，生存安全問題的確可以從社會、國家與國際等各方面作綜合性、全面性的探討，尤其是透過社會組織力量與國防力量的結合，建構一個完整的防衛體系，更為日漸開放的兩岸關係中，維護台灣安全問題的正確思考方向，基於此一「立體安全」下的軍訓教育建構，直言要教導民眾接受多元力量與多元價值，接受動員準備暴力及非暴力的抵抗，進而強化政治、經濟、心理與社會的認識維護國家安全。不只給予大眾振聾起聵的啟示，為對軍訓教學內容而言：
教育部軍訓處目前揭櫫的的六大領域－國家安全、國防科技、軍事知能、軍事戰史、兵學理論與護理，以具有教育多元、熟悉武學，瞭解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的廣博知識作用，例如：國家安全教育還基本認識，政策制訂、各國制度比較以及我國制度的沿革和發展，其與社會、國家、國際都密切關連；又如兵學理論教育，包含人類生活與戰爭、中國古代兵學思想、近代西方兵學思想及當中西兵學思想等。亦與社會、國家、國既有相當深刻的接觸。所以，軍訓教育不是單純的軍事作戰的教育，當然，其必然有軍事學科的研究。以達成安全維護的目標。
各類社會學科專題、國家建設與國際關係理論，在大專院校均有其固定專門學科，作深入分析。這些專業的研究和探索對立體安全貢獻已是有目共睹，不論是當代強權或者曾稱霸國際舞台的列強，彼等一般學科的教育，也都是按照正常的教育體系辦理。冒然納入軍訓專題領域，深植商榷。再者。現有軍訓教官除了授課外，尚須擔負生活輔導及維護校園安全工作，人力負荷已近飽和，亦不適再跨足其他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在美國領導全球最大微處理器事業的部門的副總裁虞有澄曾說：「在台灣念中學，那時後每天八點要升旗，又有軍訓教育課程要上，這些成長經驗使我很能適應英特爾公司說到做到的企業文化」顯示我們在台灣五十多年的軍訓教育對國家社會是具有貢獻的，本文中作者亦言，運用完整的社會力量，包含「全民防衛」－暴力性抵抗（國防武力建設）與「群眾性防衛」－非暴力性鬥爭（凝聚國民共識），便可達成有效嚇阻的功能，確保自由生活無虞。因此只要現有的軍訓教育基礎之上，獲得全民的支持和法規的定位，當可預期建構的效果。古往今來，”保”與”養”一直是人生的兩件大事，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克勞塞維茲（Cal V.Clausewitz）認為：「戰爭是依循政治關係的主要道路進行。」可見強固嚇阻的力量，才是有效的國防，而教育是建立國立最簡捷的投資。我們非常贊同文內作者的主張，今後軍訓教育要更加充實知識內涵，在專業與通才、軍事與學術相結合的作為下，發展成為大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進而建構一道強大的防衛神盾，阻擋任何意圖破壞我們建設成就的侵略者。